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文明发展中，形成了内涵丰富、独具特色的价值观念。其中的精华部分，不仅对当代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影响，而且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具有世界意义。这里选择三个方面的观点，略作阐述。

“保和利贞、和而不同”的和谐之道。“和”是中华价值观的一个核心概念，《周易》中即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之说。“和”不是抹煞差异性的同一，不是同类事物的简单相加，而是在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差异性中寻求动态的平衡和协调。正如《国语·郑语》中所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孔子将“和”的理念贯彻到人伦道德领域，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这种和谐之道经过数千年传承，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并对促进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众所周知，当代世界文化发展日益多元多样，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日益增强。异质文化间的交流大致有两种趋势：一种是强势文化片面强调自己的优越性，试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同化其他文化；另一种是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中实现共同发展。前一种趋势必然导致“文化霸权主义”和“文明的冲突”，显然得不到大多数人认同；而后一种趋势的形成，恰恰可以中华“和”的思想作为价值观基础。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西方现代性以高扬人的主体性（个体性）和理性为主要标志。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看，这在解构西方中世纪神学价值观独断地位的同时，也促成了世俗价值观的多样化，到了当代更演化为个人主义、工具理性的膨胀和价值观问题上的意见歧出、莫衷一是，其流弊所至已不限于西方。为了重新整合社会价值观念，一些西方学者提出了“互主体性”、“交往合理性”、“商谈伦理学”等诸多概念和范畴。而中华价值观中的恕道，则带有鲜明的“互主体性”特征。恕道不是单纯以主体（个体）为中心来考虑问题，而是强调换位思考，倡导“推己及人”，即你希望他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也要怎样对待他人；你不希望他人怎样对待自己，自己也不要怎样对待他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它可以进一步提升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恕道出发，开展交往、进行“商谈”、形成价值观上的共识和整合就有了基础和前提。就此而论，恕道是中华价值观对世界文明的又一贡献。

“亲亲为大，礼敬为本”的孝道。“孝”在中华价值观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正所谓“百善孝为先”、“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道有层次之分：底线是“能养”，即能在物质上为父母提供给养，解决其生计问题；其上是“不辱”，即不能歧视或怠慢父母；最高层次是“尊亲”，即敬爱和关心父母。孝道还可以扩展到父母之外的其他老人，即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现在，很多国家已进入老龄化国家行列，养老问题日益凸显。解决养老问题，不仅要为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更要为老人提供情感上的关怀和精神上的慰藉。如果说前者可以部分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多地应由亲属尤其是子女来承担。当前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老人的生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由于家庭联系松散、亲情关系淡薄，老人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从而导致种种个人疾患和社会问题。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中华价值观中的孝道无疑可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值得推而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