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调查研究作为理论同实际结合的中间环节和桥梁
实事求是即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也就是要从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与建设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调查研究则是达到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毛泽东认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这就是说要在实践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89页）他提出了“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振聋发聩的警示。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看作是党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法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的哲学高度来认识。他强调要“使同志们知道离开实际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92页）他严肃指出：“许多的同志都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岂有共产党员而可以闭着眼睛瞎说一顿的吗？”（《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09页）
正因为这样，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来加以提倡。1941年8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要求全党“必须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的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倡导下，调查研究蔚然成风，这对于转变党的作风，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保证中国革命的胜利，都发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诚挚地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事实上，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以能够把握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制定正确的策略，是同他始终以一种“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恭敬勤奋地向群众学习、向社会作调查紧密相关的。应该说，紧密地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在调查研究中求得真知，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大特色，是值得我们学习和继承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陈云都十分注意不断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在调查研究中求得新知。陈云一再强调说：“我们做工作，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所有正确的政策，都是根据对实际情况的科学分析而来的。有的同志却反过来，天天忙于决定这个，决定那个，很少调查研究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方法必须改变。要看到，片面性总是来自忙于决定政策而不研究实际情况。”（《陈云文选》第3卷第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为了稳妥、健康地推行改革开放，陈云提出，改革的步子要稳，从试点着手，摸着石头过河，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早在1951年陈云就主张在工作中要稳步前进，反对急躁冒进，急于求成。当时他就把这种思想方法形象地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他说：“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陈云文选》第2卷第15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在新的历史时期陈云同样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应当说，这是对我国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在经济工作中出现失误，往往是由于急于求成，片面追求速度，贪大贪多而脱离了中国的国情造成的。正如陈云所认为的，做工作，不能只想快。慢一点，稳一点，少走弯路，走弯路的损失比慢一点的损失多。由此可见，“摸着石头过河”，蕴含着调查研究和总结经验的工作原则和工作方法。虽然后来有人对“摸着石头过河”的工作方法有过质疑和非难，但陈云认为这种非难“没有讲出道理来”。他特别指出：“‘九溪十八涧’，总要摸着石头过，总要下河去试一试。‘摸着石头过河’，这话没有错。” 1984年6月陈云在看到中联部报送的美国经济学家艾德乐对我国财经工作的意见后批示说：“有经历的外国人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有外国资本家都是如此。凡属危险项目，他们不搞，宁可吃利息。这是一个千真万确的道理。”（《陈云年谱》下卷第4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证明，这一充满唯物辩证法的领导原则和工作方法，对于保证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作者：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