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看来，“危险驾驶罪”离所谓的交通重典还有很大的距离。具体说来，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我国的醉驾及酒驾的标准，还未改变，或者说，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具体说来，各国对于酒精含量的超标的标准是不同的，资料显示，美国是０．０６％，日本是０．０５％，德国是０．０３％，瑞典是０．０２％，而我国是０．２％。将这些数据量化为啤酒容量，则是，“中国为一杯，外国是一口”。应当说，西方国家对于酒驾是确实做到了“零容忍”，我国还正处于不好意思、扭扭捏捏的状态中。

其二，“危险驾驶罪”不能因为撞死了人才去治罪，而应该落实于每天的执法过程中。需要明确，醉驾与否是必须用“酒精测量”才能获得的，“危险驾驶罪”也只有在交管部门的严格执法下才能获罪。如果交管部门如“欺实马”事件之前那样松松垮垮查醉驾，相信一年到头也没有几个因为“危险驾驶罪”受罚的。“危险驾驶罪”的前提在于严格执法，或者说是一种从一而终的执法常态。

具体到现实层面，还有许多问题令人担忧。比如说，官员的酒驾问题、公车制度、权力庇护、选择性执法等问题。但是回过头来说，“危险驾驶罪”入刑法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法治进步，对于社会、对于公民，都有着不言而喻的意义。而只要再将以上两处隐忧落实好解决好，真正的交通重典时代也会很快到来，醉驾问题也会在法治进步的洪流中失去其存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