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近日颁布《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根据《规定》，对于公民依法向行政机关申请获取政府信息，行政机关拒绝提供或者逾期不予答复等5类案件，法院应该受理。

　　政府信息公开，就是落实公民的知情权。没有知情权，公民的参与权、监督权、表达权等其他权利就无法落实。因此，2008年5月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六条就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条例》一实施，政府部门就会自觉地公开政府信息。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往往以国家秘密等种种理由，拒绝公开相关信息或及时公开，公民一旦诉诸法院，法院往往以“非具体行政行为”、不符合《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条件为由不予受理，导致公民投诉无门，加大了公民依法维权的成本，客观上纵容了行政不作为、乱作为。像河南“天价过路费案”，被告时军锋的辩护律师王永杰先后向河南省交通厅、省政府、省发改委申请公开中原高速涉案路段收费标准等信息，但仅得到交通厅对24项申请问题的少量答复。

　　尽管《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的行政机关，由监察机关、上一级行政机关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行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可是，对于政府拒绝信息公开怎么办的问题，《条例》的相关规定因无可诉性而难以落实。一般而言，拒绝信息公开，不会追究刑事责任；对责任人进行处分，也是一个原则性规定，并无可操作性；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由上级机关责令改正。这样一来，政府信息是否公开还是主要靠权力自觉，或者由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约束，这显然与“依法行政”的原则相悖，不是法治社会的常态。

　　一些地方政府部门拒绝公开或拖延公开依法应该公开的信息，不但因为这样做风险小、成本低，而且还可以从中得利。比如，一些政府执法部门擅自制定红头文件，随意定价、涨价，设定罚款事项，侵害公民合法权益。一些地方公开“三公”经费等公共财政开支像挤牙膏，主要原因也在于维护一些人的既得利益。

　　中办、国办不久前印发的《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要求，各级政府要按照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要求，及时、准确、全面公开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应建立健全激励和问责机制，对损害群众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严格追究责任。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不但是法治理性的回归，也是对一些行政机关不作为的督促和问责。只有坚决追究有关部门不依法行政的相关法律责任，《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才可能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