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一对富商久婚不孕，去年初借助试管婴儿技术孕育的8个胚胎竟全部成功，夫妇最终找来两位代孕妈妈，再加上自身共3个子宫，在去年九、十月份先后诞下4男4女八胞胎。目前，这个家庭共雇佣11个保姆照料八胞胎的生活起居。（12月19日《广州日报》）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政策规定，这对富商拥有8个子女，显然已属严重超生。“游击时代”的超生是“暗箱操作”，“特权时代”的超生是“明刀明枪”。说到底，富人敢于超生无非是“钱”在作怪。现行的经济处罚，对那些日进斗金的富人来说，就像是“九牛一毛”。交了钱，超生也就从“非法”堂而皇之地变成了“合法”。抛开“八胞胎”滥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不说，这起事件对公众的强烈视觉刺激所造成的破坏作用就不可低估。一方面，富人凭借自身的经济实力与社会地位，逾越政策设置的障碍，让超生在无形中成为他们的“特权”。另一方面，超生一旦成为特权，又势必加大贫富差距拉开后的社会矛盾，使人们对法律政策的执行力产生质疑，必将给公众带来公平感的丧失和情感上的倾轧。

面对富人超生现象，笔者又想起了公众广为诟病的贪官轻判问题。前不久，《民主与法制时报》对近五年来县处级以上贪官的量刑做过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贪污数额达到百万、上千万以上甚至超亿元的贪官，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所占比例非常小；而全国被判决有罪的职务犯罪被告人中，判处免刑和缓刑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贪官轻判不仅是对犯罪的纵容，其负面示范效应更让正在腐败或将要腐败的官员心存侥幸。面对腐败案件的频发，我们很有必要认真思考，从定罪量刑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真正让贪官们“罪刑相当”、“罪罚相当”。

不论是“富人超生”还是“贪官轻判”，都与法治社会确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基本准则相悖。试想，如果对富人的超生处罚像让工薪阶层失去工作、失去经济来源一样严厉，广州这对富商还敢公然将“八胞胎”作为他们炫耀财富、藐视法规的特权吗？同样道理，加大对贪官的处罚，使他们在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捞不到半点好处，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腐败分子还敢“前腐后继”吗？世界法律发展史上有句名言：法律不得使违法者通过违法行为而获利。“富人超生”和“贪官轻判”这看似毫不相干的两种现象，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制定执行法律和政策，必须使强势群体的违法空间变得狭窄，直到完全压缩，才符合社会公平和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