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顺医疗机制必须与强化政府在公立医院中的责任一起求解，方可取得实质性进展。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近日就深入推进医改工作答记者问。孙志刚指出，要深化人事制度、分配制度改革。医院不能将创收指标层层分解到医生头上。

谁都知道，医院把创收指标层层分解到科室甚至医生头上是时下的潜规则，在一些医院中暗行。将医院收入、医生收入与医生的职业行为捆绑起来，让掉进钱眼里的医生主动、积极配合医院的创收计划，对医院来说倒是既得利又省事，对医务工作者与患者来说，却是一杯五味杂陈的浊酒。

医生为患者提供的医疗服务应基于病情与技术的需要，也就是所谓的“对症下药”，不足与过度都是失当的，医技所限无可奈何，人为故意造成不可原谅。当医生“情为钱所系”，医疗服务的异化就不可避免。“看病”成了“看钱”，对患者来说就是一场灾难，“大处方”、“大检查”不仅加重了患者的费用负担，加剧“看病贵”、“看病难”，也有可能损害患者的健康。譬如滥开、滥用抗生素，造成患者对该药产生“耐药性”，最后导致“无药可治”。

医者父母心。对于那些真正有“父母心”的医务工作者来说，背离技术规范、医学伦理，把患者当作“待宰羔羊”往死里宰，也是一种令人备受煎熬的“职业耻辱”。数年前，广州一名民营医院医生在一个月内三次辞职，引起业界关注，其原因有二：难以承担院长下达的“创收指标”压力、面对贫苦患者自己的良心受到谴责。当医患关系蜕变为一种赤裸裸的经济关系，也就沦为一种“危险关系”——一旦治疗效果不理想或发生医疗意外，个别失去理性的患者或家属就容易将怒气撒在医生身上，招致医患冲突。最近几起针对医生的恶性事件，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

医院下达创收指标，危害早已显现，亦为管理部门视为大患。2004年，当时的卫生部就出台文件明确规定：医疗机构和科室不准实行药品、仪器检查、化验检查以及其他医学检查等提成办法；2009年初又发通报重申：严禁全国各级各类公立医院向科室下达创收指标，严禁将医务人员收入与科室经济收入直接挂钩。屈指算来，禁止医院下达创收指标已近十年，结果却是屡禁屡犯，“老病”复发，说明此病绝非一方禁令可治。

看起来，医院向科室、医生下达创收指标是内部激励、考核机制出了偏差，或者还有一个“医药倒挂”问题——护理、诊疗服务的费用与成本并不成比例，甚至出现“倒挂”，医院、医生不得不“以查养医”、“以药养医”，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都不是深层原因，根子在于公共财政投入不足，导致公立医疗机构在市场化、商业化的路上滑得太远。如果医疗机构仍处于在商言商的状态，不在病人身上赚钱，到哪里找钱过日子？哪怕禁止下达创收任务，医院还是能找到别的替代办法。就像取消药品加成，转而提高服务收费，如若没有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对患者来说，意义不大。是故，理顺医疗机制必须与强化政府在公立医院中的责任一起求解，方可取得实质性进展。否则，再过若干年，禁令还得重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