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大妈开着高音喇叭大跳广场舞，近年来越来越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现象、问题和困扰。随着大妈走出国门，广场舞问题甚至蔓延到了纽约中央公园和法国卢浮宫前。最新的情况是，江苏徐州的广场舞大妈转型为“暴走族”，上万人的队伍伴着激昂的音乐，迈着豪迈的步伐，使正常交通为之堵塞。

对广场舞，舆论呼吁规范；对于大妈“暴走族”，徐州市民和舆论同样呼吁规范。虽然有分析认为，跳广场舞可以增加社区居民的相互了解和社会交往，有利于个体的身心健康和社区和谐，但规范也确乎是必要的。广场舞有健身的价值和交往功能，但不等于跳舞者可以违法，可以扰民。

但按照当下民意规范的结果，无非是取缔或停止广场舞。所谓规范，主要一点就是限制音乐的分贝和活动的时间。但有低分贝音乐的歌厅、舞厅或夜店吗？规范的要求很多很具体，本身意味着执行成本高，规范落实极难。

广场舞在中国的大盛及其花样翻新，显示了一种全民性的社会交往渴求，但除了广场舞的单调形式，至今缺少形式与内容的供给。近几年城市新型小区一个个建成，旧的社会组织模式被打破，大量居民进入陌生环境，他们需要重建社会关系网络，需要交往、健身和娱乐。广场舞作为一种综合的供给形式，属于“应运而生”，势不可挡。

广场舞流行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的老龄化已然来临，而全社会对银发族的需求漠然视之。老年人有休闲、健身、社会交往的需求，而且这类需求有着老年人的特点。他们渴望重建失去的社会关系，又有着节俭的文化特性，于是对广场活动形成信赖。

也就是说，广场舞的盛行只是暴露了一种老龄化社会的困境，而且这只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系列挑战的前奏。目前基本上可以认为，各地政府反应迟钝，存在两大战略失误：一是城市规划中文化体育设施不足，社会交往场所缺失，老年人无所适从；二是公立学校、体育场馆向社区开放的既定政策落实不到位。广场舞及其变体其实是女性中老人的一种自助自救。

规范广场舞与“暴走族”只能算一种治标的办法，真正治本之策，应当是政府在城市规划与建设中直面中国社会老龄化的新现实，将配套建设相应的公共设施置于战略高度，同时用好公共设施存量。

从国外城市建设的经验来看，休闲、健身、社会交往的需要始终是城市管理者必要高度关注的一个焦点。新加坡有一种“邻里中心”模式，由邻里中心、新镇中心和区域中心等构成多层次社区公共活动空间。近一二十年来，我国政府重视了教育、商业设施配套，却忽视了休闲、健身、社会交往的需要。政府必须立即纠正理念偏差，多考虑老龄化对公共设施的一系列要求。

新建之外，还要善于盘活存量。若干年前，一些地方政府承诺向公众开放学校体育设施、图书馆，向公众开放公立体育场馆，但至今尚未落实。大量设施闲置着，造成公共资金和资产利用效率很低。政府应找到症结所在，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将大量闲置公立设施还给市民。大妈和老年人多一个去处，公众就跟着少一份纠结。

□ 本报评论员 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