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由某个事件引发的热评，在传播速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主张“人贩子一律枪毙”或类似内容的短文这两天在微信等网络社交平台上被大量转发，有媒体说可能与一部以反映失踪儿童情况的纪录片的播出有关。

尽管相关评论也迅速跟进，其中不乏对如何处理“人贩子”以及寻找和解救被拐儿童的理性分析，但这些理性的声音，在网上的一片“喊杀”声中显得如此无力。

拐卖妇女、儿童罪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的规定，犯此罪者“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该条第一款列举了八种法定情形）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该条第二款将“以出卖为目的，有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妇女、儿童的行为之一”，均被视为“拐卖妇女、儿童”。同时，《刑法》第二百四十一条还规定了对“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就拐卖妇女、儿童行为而言，《刑法》的上述规定，对犯罪行为的覆盖面不可谓不广，惩罚力度不可谓不大（最低为五年有期徒刑，最高为死刑）。那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网民继续喊“杀”呢？

拐卖儿童犯罪并非今日才有，更没有证据表明近来有加剧的情况。如果此类帖子仅仅因为一部以关注被拐儿童为主题的纪录片而引起，那么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对这种“即兴民意”给予关注和检讨。

对一项制度、特别是犯罪与刑罚的制度的讨论，如果是因一时冲动而发布和传播，本身就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从帖子的内容看，要求或者支持对所有参与拐卖和收养被拐卖儿童者判死刑的人，大多数没有认真关注过《刑法》的上述规定，对刑法和刑罚的功能和社会效果也不会去做认真的分析。

很多人可能在自己温馨的家里，一边看着屏幕上受害的儿童和家庭的悲惨遭遇，一边搂着身边可爱的孩子，想着万一此事发生在自己身上怎么办，于是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加害者的仇恨瞬间被放大。借助互联网的威力，这些同情和仇恨得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感性的方式得到表达和散播——这就不奇怪为什么这些喊杀的人中不乏温柔的母亲了——让他们在这样的时刻去想“罪刑相适应”的公平理念是不现实的，他们不会、或者根本不愿意去想收买被拐卖儿童的犯罪嫌疑人，也是想做父母的人；更不会去想，包括拐卖儿童在内的所有的犯罪嫌疑人，就生命权而言，与自己并无不同；他们所主张和要求的，貌似“公平正义”，实为个人情绪的一种极端的表达。

如果仅靠严刑就可以减少甚至制止犯罪，那么最应当减少甚至杜绝的是制毒贩毒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五十克（没错，是50g！）以上，最高可能被处死刑（《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但现实中仍不乏铤而走险者。严刑可以起到威慑作用，但不能消灭人性因贪婪和自私而引发的恶行。

拐卖儿童的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控制，不是因为《刑法》对拐卖儿童罪的惩罚力度不够，而是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是有供需市场（“养儿防老”和“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其次是缺乏合理的儿童收养制度（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尤其如此），再次是寻找和解救被拐儿童的手段运用不够充分，等等。

只有对这些问题通盘考虑、分头入手，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遏止拐卖儿童现象，有效寻找和解救被拐儿童，让更多的家庭免受被侵害的威胁。

作者即将停笔之时，读到中社儿童安全科技基金宣布“中国儿童失踪预警平台”建设正式启动的报道，算是一个好消息——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手段寻找走失儿童，有望大大降低拐卖和收买被拐儿童犯罪行为的“有效率”，比起要求重刑严惩的“网络民意”，现实的行动更有意义。

刘文静（暨南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