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末，阿炳为了照顾年老的父亲，加上夫妇分居多年，他获得个机会调到福州一家日用化工厂。九十年代初，我也离开山地去了湄洲湾石化，我和阿炳虽然已不在同个地方工作，但我俩仍然保持联系。我记得是03年，阿炳下岗在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便教了几个喜欢二胡的孩子，得一些生活补贴；这时又恰逢儿子高考，成绩不理想，分数只能上普通大专，阿炳打电话对我说，“从小我就教儿子学二胡，不知道是遗传谁的基因，脾气宁得很，就是不愿学；这次高考，我伤心得在一边哭，他倒无所谓，好像成绩好坏与他无关，照样打游戏。”我当时在电话里安慰阿炳说，“一滴露，一棵草，学学外国人，孩子长大，就让他自个儿飞去吧。”阿炳把儿子送到一家私立大学读了三年书，毕业那年便带了女朋友回来，原先阿炳以为儿子会在福州找工作，没想儿子哪根筋不顺，偏跑到厦门找工作，那时阿炳对我说，“厦门哪有福州好，到时候看他要不要回来。”